徐斌斌建議，當務之急是制定獨立的建筑綠色拆除標準，明確如何進行綠色拆除，以及建筑物的各種廢棄物如何進行最大化再利用。

　　破除“地方一把手一句話”

　　在界定“到底誰來決定，建筑該不該拆”的問題上，國內外一直存在分歧。

　　在國內，“目前絕大多數(shù)的情況，是地方一把手一句話”；而在國外，有關建筑拆除的政策法規(guī)，無不傾向于兩個核心問題：公共利益界定和拆除補償。

　　相比拆除補償，公共利益的界定，則是最大難題。

　　我國法律對公共利益拆除和非公共利益拆除界定模糊。雖然《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》提出了6條公共利益，包括涉及國防外交、基礎設施、公共事業(yè)、安居工程、舊城改造等事務的問題。“這些領域之外，還有一項稱為‘其他公共利益’，這為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留下了懸念。”李曉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。

　　其中，關于公共利益的典型爭議項目是沈陽五里河體育場。

　　2001年，五里河體育場見證了中國男足挺進世界杯決賽圈的歷史時刻，這座投資2.5億元興建的體育場素有“中國足球福地”之稱。2003年，沈陽市獲批承辦2008年奧運會足球賽分賽場，沈陽市政府將僅僅使用了18年的五里河體育場拆除，由于承載了國人的共同記憶，此舉在當時備受爭議。

　　與沈陽五里河體育場一樣，拆除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城市形象，帶動經(jīng)濟發(fā)展，但同時也造成了公共利益的損失。

　　“兩者相抵，是否具有真正的公共利益？這需要進一步科學的評估才能確定。”李曉萍稱，由于對公共損失缺乏評估，下一步需要第三方評估機構，參與到建筑拆除的審批流程中去。

　　能源基金會建筑項目主任莫爭春表示，由于公共利益的界定還涉及諸多法律問題，實際已經(jīng)超出了住建部的權力范圍。

　　實際上，國外已有案例證明，可以有諸多方法保障建筑可以不被肆意拆除。

　　巴黎的《城市規(guī)劃和保護法》堪稱世界上最全面、嚴格的城市建設法律體系之一，其對舊城區(qū)和古建筑的保護管理精細到了建筑外立面都不允許私自改動的地步；在以色列，政府則通過高額的拆除成本來阻止人們過度拆遷。

　　尹波建議，應對建筑拆除項目進行分類管理，制定嚴格的建筑拆除審批程序，比如成立政府機關的建筑拆除部門，收取較高的拆遷費用，遏制過度拆除的態(tài)勢。除此之外，中國工程院院士江億表示，研究制定拆除稅也是一種市場化調節(jié)方式。